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桑弘羊身为汉代名相他为什么没有传记

发布时间:2021-01-07 11:33:00 阅读: 来源:切刀厂家

桑弘羊身为汉代名相,他为什么没有传记?

汉代名相桑弘羊为何没有传记?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文章介绍。

汉武帝刘彻是历史上最杰出的皇帝之一,他雄才大略,文治武功,纵横捭阖,加强集权,独尊儒术,改革币制,首开丝路,开疆拓土,建立年号。奠定了汉王朝强盛的局面,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发展高峰,也是如今我们汉族名字的缘由所在。

汉武帝时期,人才济济,以至于班固惊叹“汉之得人,于兹为盛!”,并且列举:“儒雅则公孙弘、董仲舒、儿宽,笃行则石建、石庆,质直则汲黯、卜式,推贤则韩安国、郑当时,定令则赵禹、张汤,文章则司马迁、相如,滑稽则东方朔、枚皋,应对则严助、朱买臣,历数则唐都、落下闳,协律则李延年,运筹则桑弘羊,奉使则张骞、苏武,将帅则卫青、霍去病,受遗则霍光、金日磾。其馀不可胜纪。”,然而,蹊跷的是,作为班固评价运筹帷幄的名相桑弘羊,却在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中并无列传,岂不是怪哉?

桑弘羊,河南洛阳人,汉武帝时期著名的政治家、经济专家,汉武帝遗诏辅佐汉昭帝的四名顾命大臣(霍光、金日磾、上官桀、桑弘羊)之一。约生于公元前150年~前140年左右(笔者推算),出生于商贾家庭,十三岁因心算聪明入内侍奉汉武帝,历任侍中、大农丞、治粟都尉、大司农等职,官至御史大夫,位列三公。元凤元年(前80年),上官桀等筹划政变,桑弘羊因牵连被灭族。

桑弘羊是历史上著名的宰相和经济学家,第一个提出工商富国的思想并且予以实施,主张采取积极的财政调控政策,由国家积极介入工商业以增加经济性收入。在汉武帝的支持下,桑弘羊在掌管国家财政期间,为了彻底解决财政困难问题,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诸如机构改革、盐铁官营、均输平准、酒榷等财经政策,从而为武帝继续推行文治武功事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,使得汉武帝时期“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”(司马迁语),这对于后代以至于当下,都有着非常积极的贡献作用,堪称名相。

桑弘羊面对文帝时期私铸铜钱、币制混乱的局面,改革币制,在元鼎四年(前113年),废除过去所有钱币,以新铸的五铢钱(三官钱)为全国唯一通行的货币,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,由政府指定上林三官统一铸造。这样不但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,而且起到了稳定市场和流通效果,使得汉朝的五铢钱成为质量稳定的钱币,一直流通至隋朝七百余年而通行不废,桑弘羊厥功甚伟。

桑弘羊出任大司农(九卿之一)后,进行组织改革,奏请汉武帝设置了“大农部丞数十人,分部主郡国”,大司农的属官增加了太仓、均输、平准、都内、籍田五令丞和斡官、铁市两长丞。加强集权,统一全国财经管理,分工明确,各司其职。对盐、铁、酒实行专卖,利用垄断价格,增加国家财政收入;推行均输平准,调节商品流通,平抑市场价格。

均输法规定郡国向朝廷贡纳的物品,均按照当地市价,折合成当地土特产品,上交给均输官,负责物资的转运和贩卖,以统一管理全国的物资转运和贸易;创立平准令,以各地均输的物品和朝廷生产的车船、器具为后盾,当某种商品过分涨价时,就以平价向市场抛售,使其物价下降;反之,如果某种商品价格过低,就大量买进,促使物价回升。这些措施有力地打击了富商大贾的势力,减轻了人民负担,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的收入,稳定了市场。

桑弘羊大力推行纳粟拜爵、补官及其赎罪政策,师法商鞅,实行多交粟帛可以免除徭役,纳粟拜爵,并增加了赎罪内容。以上这些措施的施行,增加了财政收入,特别是增加国家粮库的储存,“一岁之中,太仓、甘泉仓满”(《平准书》)。

桑弘羊还提出移民屯垦戍边,从根本上解决戍边的粮食供应问题。征和四年(前89年),桑弘羊与田千秋等联名上书,建议武帝扩大轮台屯田,加强轮台、渠犁的屯田规模,以保障军粮供给。然而却没有被汉武帝采纳,相反汉武帝还批评了桑弘羊等人,并自我检讨,下诏罪己(“轮台罪己诏”),这也为以后桑弘羊失势被杀留下了隐患。

桑弘羊掌管财政23年,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出谋划策,殚精竭虑,因此得到汉武帝的重用和看重,后元二年(前87年)武帝诏近臣托孤,任命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、大将军,接受遗诏辅政。加封桑弘羊为御史大夫,金日磾为车骑将军,上官桀为左将军,共同辅佐少主。桑弘羊也因此达到人臣职位高峰,成为三公(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)之一。

然而,桑弘羊和霍光的经济理念不同,桑弘羊一系列经济措施,朝廷几乎完全控制了生产销售和市场,使得地主官僚、贵族和商贾强烈不满;首辅霍光忠心汉室,提倡缓解内部矛盾,因此应该适当放松管制,然而桑弘羊却一意孤行,再加上当时平准均输弊端不少,因此二人之间矛盾逐渐激化。

桑弘羊的命运在著名的“盐铁之议”发生改变,“盐铁之议”是历史上最开明的一次会议典范,相当于如今的“听证会”。有丞相田千秋,御史大夫桑弘羊以及以经谏大夫杜延年为代表的贤良文学士60余人参与了会议,针对武帝时期的各项政策进行辩论,历时五个多月,双方在会议上争相诘难,议论颇为壮观。郎中桓宽根据当时会议的记录,整理为《盐铁论》传世。

“盐铁之议”虽然桑弘羊占了上风,面对诘责侃侃而谈,儒生们目瞪口呆,哑口无言。然而丞相田千秋明哲保身,大权在握的霍光虽然没有参加会议,然而利用汉武帝的罪己诏的政策,坚持推行“与民休息”的措施,从而最终以取消酒类专卖和部分地区的铁器专卖为结束,桑祸二人矛盾得以凸显,桑弘羊于是和上官桀等人勾结,利用上书皇帝的方式,指摘霍光执政的各种弊病,想把霍光拉下马,然而汉昭帝对于霍光十分信任,不理会反霍光势力的要求。

“盐铁之议”后的第二年,元凤元年(前80年)九月,上官桀等筹划政变,昭帝、霍光在政变未发动之前,先发制人,将主谋政变的大臣统统逮捕斩除,桑弘羊亦牵连被灭族。

纵观桑弘羊一生,几十年掌管朝廷财政大权,主持或参与制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制度,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;作为出色的政治家,他对政府管理和军事外交亦作出过较大贡献。然而,却在司马迁和班固的笔下并无传记传世,原因何在?

就司马迁而言,《史记》中的传记一般都是盖棺定论,除了汉武帝在世有《孝武本纪》外,其他大多是已故之人才有传记,而当时桑弘羊在世,因此司马迁并未单独或者合并列传,只在《平准书》篇章间略带过。

另外,古代中国以农业立国,在两千余年封建历史中,“农本商末”、“重农抑商”观念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主调,占据主流的儒家思想固有的“士农工商”观念对工商业极不重视,因此针对提倡工商富国思想的桑弘羊,自然很难得到以道统自居,以继承孔子思想为己任的司马迁和班固的青睐。

然而,司马迁即便是对重商思想不予重视,也会如实记录历史,“不虚美、不隐恶”是太史公的良好品德,在《平准书》中,借用卜式的言语表达对桑弘羊的不感冒:“上令官求雨,卜式言曰‘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,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,贩物求利。亨弘羊,天乃雨’”,讽刺桑弘羊贩卖获利,应该被烹煮,并且最后揶揄平准政策“于是外攘夷狄,内兴功业,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,女子纺绩不足衣服。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,犹自以为不足也。”,明确表示反对。然而也对桑弘羊的功绩予以表明“一岁之中,太仓、甘泉仓满。边馀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。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。”。

如果说司马迁不给桑弘羊列传还有借口和理由,那么百年之后班固的《汉书》也未列传就有失偏颇,作为汉武帝时期重要的宰相大臣,作为汉宣帝的四名顾命大臣之一,霍光和金日磾都有单独传记,就连上官桀也在《汉书·外戚传》予以简单介绍,然而桑弘羊却没有。却在评论汉武帝时期人物的时候,给予评价“运筹则桑弘羊”(《史记·平津侯主父列传》),确实蹊跷。

以笔者看来,一则是班固继承了儒家的传统思想,和司马迁一样,认为桑弘羊提倡工商富国不符合道统,另外桑弘羊最后结局是谋反被灭族,作为一个罪人,自然难以列传(司马迁则不同),因而就忽略而过。以此观之,班固的个人偏好也影响对历史的记录,这点和司马迁的境界还是大有差距的。

桑弘羊,作为汉武帝时期的实权人物,名气不如其他文臣武将那样十分显赫,然而,为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强盛打下坚实的基础,使得汉武帝可以纵横捭阖,称雄天下,可以说厥功至伟,其经济思想和政治主张到现在都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,因此,此篇文章算是为桑弘羊正名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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